古人对“娱乐至死”有什么警示？

古人对“娱乐至死”的警示

喜欢音乐也算不对吗？答复是肯定的。在我国古代，“好音”确实被列为一大不对。不過，这里说的“好音”是特指，既差别于时下盛行的选秀节目，也差别于普罗群众的音乐爱好。从字面上说，这里的“好”，不是一样平常的爱好，而是着迷此中；这里的“音”，不是一样平常的乐音，而是濮上之音、亡国之音；这里的“过”，也不是一样平常的“过”，而是韩非子批驳的“十过”之一“误国之过”。综合起来看，古人所说的“好音之过”，是上升到理性高度的政治概念。

在我国古代，乐与礼划一紧张，居于非常神圣的职位，故《春秋》《左传》中有“乐舞”、《礼记》中有“乐记”、《史记》中有“乐书”，在孔子的讲授大纲“六艺”中，乐排在礼以后居于第二位。礼乐治国的头脑也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先秦音乐理论专著《乐记》以为，音乐与政治是相通的。治世产生的音乐安乐，是由于政治调和；浊世产生的音乐怨愤，是由于政治乖戾；国家濒亡产生的音乐难过，是由于百姓困难。

那么“好音之过”又从何提及呢？从古籍纪录来看，具有典范意义的案例有两件，一件发生在宫廷，称作“平公好音”，一件发生在民间，称作“桑间濮上”。

晋平公酷好饮宴声色，尤其喜好听盛行新曲。那一年，晋平公听说楚灵王盖了一座天下第一台的章华宫，颇为不忿。为表现诸侯国牛耳威风，他决定制作一座更加豪华的形象工程，以便压过楚国风头。这座名叫虒祁宫的精致楼台完工以后，各国诸侯纷纷来贺。在庆典宴席上，卫灵公对晋平公说，途中得一新曲，愿让乐师演奏助兴，晋平公梦寐以求。因而，师涓奉召登台，将他夜宿濮水之滨听到的乐曲演奏起来。琴声婉转哀怨，如泣如诉，晋平公听得入了迷。曲未终，师旷赶忙停止说，这是亡国之音，不可再听下去了，先听到这首曲子的人，其国家之国力肯定会受到减弱。德薄之人就更听不得，听过以后必伤自身。平公问，你这话从何提及啊？师旷答，当年，师延被迫为纣王写过濮上之音，商纣王着迷此中，不理朝政，效果为周武王所灭，师延抱琴东逃，投濮水自杀，这首曲子肯定是在濮水边听来的。卫灵公和师涓对师旷的判定非常惊奇，晋平公却不认为然，说我一生所好的就是音乐，照旧让师涓奏完吧。没想到，以后晋国大旱三年，颗粒无收，晋平公也因此病倒了。

“好音”之过云云严峻，在本日看来，不清除附会与偶合。

所谓“桑间濮上”，是说卫国的濮水之畔，地皮平阔，天气温润，桑树遍野，很得当男女幽会，相邀唱和。与之相提并论的郑国溱洧之滨，是郑声的发源地，也是古代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闻名场合。郑国国风不正，似与“郑声淫”有关。

这两个掌故并非野史听说，正规的文籍和志书均有纪录，统称为“郑卫之音”。在正统头脑文化占主导职位的社会形态中，郑声卫乐迥异于经典雅乐，被统治团体、贵族宗室视之为濮上之音、浊世之音、亡国之音，若沉溺此中，尽兴声色，于百姓而言，有感冒化，松散民气；于君臣而言，疏弃政事，误国伤身。当时固然没有“扫黄打非”这一说，但舆论品评也很锋利。儒家、法家都不赞赏“郑卫之音”。孔子“恶郑声之乱雅乐”，勉力反对“以邪夺正”。韩非子将“好音”列为君主常犯的十种不对之一，结论是“不务听治而好五音，则穷身之事也”。意思是说，不致力于管理国家而沉溺于音乐不止，是使本身走上末路的事变。照此说来，这大概是古人对“娱乐至死”发出的最早告诫了。

贤人云：“移风易俗，莫过于乐。”这一论断的要义，包罗有正反两个方面的教养功能。就是说，音乐歌舞既可以引发正能量，熏陶安康情怀，也能够通报负能量，引发低级意见意义。题目的关键是，“雅乐”与“溺音”怎样辨别，“好音”与“爱乐”怎样界定。尼尔·波兹曼曾撰写过一部专著《娱乐至死》，出书后被翻译成八种语言。作者以美国实际社会为例分析以为，当统统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力，统统文化内容都心甘甘心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牢骚，乃至无声无息，“其效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李敖对大陆青少年哈美哈日哈韩之风和着迷港台音乐的征象颇有微词：唐朝在唐太宗期间，响彻天下的是富丽的“秦王破阵乐”，此时的大唐积极进取，国威远播，万国来朝；而到唐玄宗期间后期，盛行天下的是淫靡的“霓裳羽衣曲”，此时正是“渔阳鼙煽动地来”的衰落前夜。

因而可知，古人的告诫并非骇人听闻。

（安然荐自《学习时报》）

责编：天翼

作者：王兆贵

泉源：《本日文摘》2017年21期